第1章(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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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坐作楷法数十字或数百字，便觉矜躁俱平。”江予眠深以为然，写着写着就忘记了晏周今天来过的事。

    他们一直这样相处着，时间太久，以至于江予眠把一切都习以为常，好像他们原本就如此。

    窗外落了一场小雨，玻璃上起雾，现在已经入了深冬，再过两天就要跨年。这是江予眠到法后的第二个跨年夜，跨年并不休假，她得去凯旋门占位置，占观赏烟花表演的好位置。其实烟花表演本身缺乏新鲜度，但架不住江予眠的采访对象非要约在那里见面。

    江予眠已经被对方放了三次鸽子，他是个纪实摄影师，上半年在非洲难民营待了一段时间，心灵被满地饿殍震成碎片，一约他做访谈，他就在电话里低沉道：“您知道么，江小姐？您不知道。只有亲眼在干枯的皮肤上摸过骨头的形状，您才会理解饥荒是一种怎样的灾难。我的精神早已成了一具干尸，怎么会有力气说话？您现在听到的是精神的遗言，请一定不要怪我。”

    如果江予眠的同事不曾在夜店撞见对方拉着一个比他小三十岁的男人跳桑巴舞，江予眠兴许会相信精神不能死而复生。她本能地要戳穿这件事，但是不能这么说。

    她的摄影搭档对着手机，好声好气道：“那太遗憾了。我们原来给您留了一个大版面，马克龙先生当选总统的时候，版面就这么大。”说着，给江予眠使眼色，用食指点一点桌面上的街拍影集。

    江予眠沉默两秒，配合说：“克莱因先生最近出了一本影集，刚才送到办公室了。”她的声音一点儿不大，听起来就像凑巧到了本影集，于是提醒搭档待会儿记得看。

    电话那头的摄影师清了下嗓子，“也许过两天我就好了，二位也不用麻烦地找些不入流的，否则我很过意不去。”

    摄影师先生和克莱因先生向来不对付。江予眠把工作上的心得体会写在老式信纸上，笔停了片刻，在信的末尾写道：“苏黎世那边，雪下得很大。外套缝着拉链是为了让人扣紧衣服，你不要辜负它。”原本还要附上一句少喝酒，不过笔友之间没必要管这么宽。

    江予眠搁下笔，把信放了三个晚上，跨年那天重读一遍，确认没什么问题，才拿到邮局去寄。她家在卢森堡公园旁边，出了门不远就能望见公园的黑栅栏。附近的邮局中午十二点半关门，江予眠提前寄完信，正好与在公园里闲坐的摄影搭档碰头。

    摄影搭档名叫阿兰，江予眠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时，不由多看了他两眼。在她见过的所有“阿兰”中，没有一个不是头发花白、脸皮发皱，一笑起来就慈祥得仿佛半截身子入土。可这个阿兰相当年轻，只有二十七岁。

    他是法籍华裔，人高清癯，假如戴一副圆框眼镜，再穿上青衫，便会使人想起民国的教书先生，最有风骨的那类先生。江予眠已经和他共事五个月，阿兰比她晚来报社，工位设在她旁边，两个人在工作上配合默契，生活里阿兰也不像别的同事那样，下班即失联。

    阿兰经常叫江予眠和其他朋友去家里吃饭。他和父母住在一起，家里养条可卡与腊肠杂交出来的短腿小胖狗。人一来，小胖狗仰着脑袋瓜儿摇动花尾巴，撒欢似的绕着人腿转。他父母满面笑地迎出来，叫阿兰的朋友们一定把这里当自己家。

    这对老夫妇是土生土长的绛城人，八十年代留学来了法国，从此就在这里生根发芽。也许是早年间少有中餐馆，后来的中餐馆又基本贩卖火锅底料和豆瓣酱，老两口食之如鸡肋，只好一边炸厨房，一边在焦糊的黑烟和骇人的锅底中探求真理。

    好在真理会迟到，但永远不缺席，江予眠只尝过一次阿兰送的炸酱，就在房里听了一整个日落的《思乡曲》。下次阿兰再来邀她，江予眠便答应下来。只是她不该白吃白喝，遂问阿兰或他的父母喜不喜欢喝酒。

    每到换季的时节，江予眠就会去美丽城买四五十度的白酒。回到家里，按她母亲的酒谱泡当季的花酒和果酒。酒罐子攒了小半柜，有时晏周来了喝几盅，她单独在家的时候喝得更少些，多把美酒送朋友。

    阿兰不胜酒力，于是请江予眠不要客气：他刚来报社的那阵子，有什么不懂的，多亏了江予眠这个老实习生教他。江予眠不领他的客套话，只如实说自己的资历算不上老。

    她在报社的文艺部待了一年多，与报社签了两年的学徒制合同。合同期间，每个月有三周在巴黎实习，剩下的一周在外省上学。她读的是新闻硕士，阿兰和她同校，比她高一届，不过在步入新闻行业以前，阿兰又在别的大学研究亲密关系。

    当时他在读博士，没读完就放弃学位，跑去泰国当了半年和尚。江予眠得知这件事以后，并不能理解阿兰的人生选择，干一行爱一行，半途而废怎么行。阿兰给江予眠打比方：“我研究亲密关系就相当于入殓师给人接生，这能靠谱吗？”江予眠没明白他的意思，阿兰蹭了蹭鼻尖，又笑说：“人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

    的确，何必呢。江予眠越发多地思考这个问题，有时走在路上也会想。她走进卢森堡公园的侧门，沿路一直往前走再左拐就是美第奇喷泉，阿兰等在蓄水池的左边。

    这块水池被挖成了长条形，尽头处水流潺潺，卧着一座讲希腊三角恋的雕像；两岸边参天大树连绵，枝干的影子抹到阿兰身上，他穿了一件竹青色的长大衣，整个人斜躺在一把绿椅子上，江予眠距离他十米左右，眼瞧着这个人，误以为他在腾空冥想。

    他曾对江予眠说，他有个终身的理想，他要住在六区，要靠近卢森堡公园，如果有一天他必须死，就死在公园的绿椅子上。到那时，阳光覆在他身上，他不需要额外的裹尸布。

    在他这个年纪，还会幻想人是不是必须死，不能不说是一种过期的天真。江予眠郑重地肯定了有一天他一定会死，其次站在公共立场上反对阿兰的死亡场所。她不觉得大家来公园是为了瞻仰谁的遗容，所以谆谆提醒他：“有些理想是可以半途而废的。”

    她经过水池边的高树，不紧不慢地走到阿兰身边，叫了他一声。每当有人叫阿兰的名字，他都会轻快地应答一句：“oui”这大概是上学时留下的习惯，因为老师总点名。江予眠听着阿兰的声音，有那么一瞬间，心里想的是另一个人。

    那个人寸头，隔三差五就骑着破烂自行车贯穿学校的林荫大道，值班干事追着他满校园跑，不断在他身后喊他的名字，勒令他停下来。他应着每一声呼唤，却把自行车骑出跑高速的架势。他的校服敞开着，两片前襟挂上光斑随大风抖动，呼呼地甩到身后。

    一阵寒风过，江予眠裹紧棉服，穿越粗树干之间的空隙，她瞥见一辆山地自行车嗖一下碾过沙石地。公园里扬起一弧尘埃，因为离得远，像八年九年那么远，所以没有迷眼睛。阿兰已经起身，顺着她的视线望去，问她在看什么。江予眠摇头，说骑自行车的人。